5月24日，通识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诸葛忆兵教授，作题为《科举制度与唐诗创作》的专题讲座，从制度史与文学史交叉视角出发，深入探讨科举制度与唐诗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，揭示盛唐诗歌繁荣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文化动因。

讲座指出，科举制度在唐代逐步完善，其中进士科地位日益凸显，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通道。在“以文取士”的制度导向下，诗文才华成为仕途晋升的重要依据，“耻不以文章达”逐渐成为唐代士人的普遍共识。从帝王朝臣到寒门士子，皆以诗才为重，借助诗文进入仕途成为普遍追求。

随着考试制度的演进，文学创作亦受到直接推动。唐代科举增设杂文（诗赋）考试内容，并对格律与篇幅提出明确规范，使应试诗歌在形式与技巧上不断精进。在此背景下，“行卷”“温卷”等文坛风气应运而生：举子在应试前主动携诗拜谒名流，通过展示作品争取举荐机会。朱庆余以《近试上张籍水部》试探张籍、杨敬之举荐项斯等典故，生动反映了诗歌在仕进体系中的现实功能与社会意义。

为谋求功名进阶，士人群体普遍投入诗歌创作与锤炼之中，由此形成中唐时期颇具代表性的“苦吟”风气。贾岛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、卢延让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等典型案例，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，也客观上提升了唐诗的艺术水准。同时，宫廷赋诗、旗亭赛诗与民间传唱等多重文化实践交织，使诗歌创作由士人阶层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，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景观，共同推动唐诗艺术达到鼎盛。

讲座同时对历史制度的复杂性进行了客观分析。唐代科举尚未形成严格的糊名与密封制度，荐举机制与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作用，“沆瀣一气”“曳白”等历史典故亦折射出当时科举制度的现实局限。然而，正是在制度优势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的背景下，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相互作用，共同塑造了独具时代特征的唐诗繁荣格局。

讲座最后，主持人秦红岭教授进行了总结。本次讲座以史料与诗作互证，贯通制度史与文学史视野，引导同学们跳出单一文本解读框架，深入理解唐诗繁荣背后的制度动力与文化结构，拓展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生成机制的认知维度。